如何应对不断升级的制裁与经济战，是中国当下对外经济政策中的紧迫议题。本书是一部为中国应对严峻挑战、更多进入世界舞台中心提供智力支持的作品。自管仲时代以来，把经济上的不对称依赖当作武器，就是治国之道的重要内容。在现当代，国际斗争中的制裁与经济战案例更是层出不穷。本书展示了古今中外若干经典案例，利用跨学科方法，着力构建中国范式的制裁与经济战理论，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发展和安全提供理论支持和策略指导。本书能够大大提升读者对这一领域的认知水平，对关心中国和世界未来的读者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美国政治经济、欧洲政治经济、战略思想史、货币金融的政治经济学、帝国的政治经济学、区域国别学理论与方法等，创有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自1999年以来，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评论文章两百篇，出版专著三部，提出了若干原创性学术思想以及大量宏观政治经济趋势判断，其中一部分得到了实证检验。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政策研究室高级研究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地缘经济学、地区主义、亚太国际关系、东南亚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欧洲研究。
全球化向纵深发展，让各国之间形成了多元而不对称的复合相互依赖，也为制裁与经济战的运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条件。制裁要发挥作用，前提是发起国和目标国之间存在重要且不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在当今世界，除了朝鲜等极少数例外，绝大多数国家的福利和生计都与世界市场的波动紧密相连。人们消费的绝大部分商品和技术都依靠主要分布在东亚、北美、欧洲的产业链来提供，绝大部分工业制成品都包含了来自亚美欧科研人员的知识创新，中国、越南、墨西哥和中东欧工人的劳动，以及亚非拉的自然资源。这种全球生产网络形成的价值链分工呈现出明显的中心与外围关系，以及严重的不对称性：中心国家不但比外围国家远为富有，而且远为稳定。离开了某个外围国家提供的原材料，中心国家可以迅速研发出替代品，或者只需要暂时忍受有限的通胀上升；而经济结构相对单一的外围国家一旦失去中心国家提供的资本、技术和市场，可能将迅速陷入经济萧条与汇率贬值所带来的高通胀与高失业，从而面临政治动荡甚至政府垮台。
更进一步，由于这种分工体系带来的网络效应，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制裁能力和经济权力，不仅来源于中心国家的能力和资源，还来源于全世界许多国家的能力和资源，甚至包括受制裁国自身的部分能力和资源。因此，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发生制裁与经济战的可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本书酝酿和写作期间，全球化已经进入了下行期。与1914—1945年间的上一个下行期相似，今天的时代特征是脱钩断链和保护主义而不是进一步强化分工，是公平、安全与韧性优先而不是效率优先，是民粹浪潮和民族主义上升而不是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声音占主流。正因如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更强调动荡变革期的风高浪急和惊涛骇浪。在全球化的下行期，国际国内冲突和矛盾在上升，但是各国的相互依赖程度仍然很高。将过去开放融合时代形成的相互依赖转变为武器和权力源泉，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经济武器化，或者说相互依赖关系的武器化，是后全球化时代的重要特点之一。当然，这也是一个阶段性现象。制裁和反制裁的使用与滥用会持续破坏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与分工，等到敌对国之间彼此不再依赖对方，或者依赖占比大大下降，那么制裁与经济战的适用空间也就相应缩小了。在这种国际格局中，中小国家如何应对他国的制裁和威胁，如何避免成为大国经济战中的附带牺牲品，愈发成为这些国家政界和学界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对于中国而言，对制裁与经济战的研究也具有显而易见的紧迫性和战略性。当下的中国正在遭受来自美国及其盟友的猜忌、打压和围堵，随着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和战略竞争性的加剧，目前仅针对特定企业、高科技和政治人物的局部制裁未来有可能发展为全面制裁与经济战。如何应对不断升级的制裁与经济战，是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制定中的紧迫议题。
此外，在重新挤入世界舞台中心的过程中，中国也逐渐意识到自己面临着捍卫自身在全球体系中的政治、经济与战略利益的现实需求，也需要开发和选择适当的对外政策工具。由于中国对和平崛起的承诺和偏好，以及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话语权软实力的相对缺失，在未来较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的对外政策工具将主要是经济手段而不是战争或者宣传。
过去四十多年里，中国学界对贸易、投资、援助等合作互利的对外经济政策已经研究得相当充分，但是对制裁与经济战的研究却相对不足，这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供给上的跨学科特点带来的难度，更是因为在2017年之前，中国政府和社会对研究这个议题缺乏需求。美国在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发起的对华关税战和科技战，迅速唤醒了中国，也为制裁与经济战的研究创造了巨大的知识需求。著名战略史学者、国务院原参事时殷弘教授在他荣休仪式的晚宴上谈及中美之间的制裁与经济战时，语重心长地对本书作者说：“帝国，是习得的。”在美国的制裁大棒之下，中国的知识界与政策界终于意识到制裁与经济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重要性，意识到习得这种帝国之“治理术”并“师夷长技以制夷”，其实是中华民族回归世界舞台中心的一门必修课。
建立中国范式的制裁与经济战理论，或者更准确地说，本书作者试图构建的“人大学派”制裁与经济战理论体系，之所以具有可行性，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以加利·克莱德·霍夫鲍尔（Gary Clyde Hufbauer）的团队为代表的美国学界构建的制裁知识体系，存在比较严重的缺陷。
首先，这种缺陷体现在对经济制裁“有效性”的误解上。美国学界的主流已经陷入了科学主义尤其是统计方法的迷思，执着于用计数和除法讨论制裁的有效性。本书作者认为评估制裁的有效性应该包括已实施的制裁、公开威胁要实施但并未实施的制裁以及正式与非正式外交场合的私下威胁。如果一次制裁被实施却没有实现对目标国行为的改变，我们就能称这次制裁是失败的吗？恐怕不能，因为它可能阻遏了目标国进一步的行为，也可能阻遏了第三方的类似行为，还可能使得制裁方以后的威胁更加有效和可信。
其次，在学科视角上，美国学界普遍受制于单纯的经济学视角，关注的主要是经济福利，但是制裁政策的制定者却是政治动物，他们主要考虑的是政治利益，而不是经济福利。尽管发动制裁会有损自身的部分经济利益，但如果最终成功实现了外交目的，权力收益巨大。
因此本书作者主张，政治权力才是目的；制裁是在经济棋盘上进行的政治游戏。应主要从政治逻辑出发去讨论经济战；经贸投资和金融资本流动等都是手段。用国内生产总值、贸易量、专利数量等指标去比较哪个国家的实力更强，或者计算制裁能带来多大的损益，对我们判断和理解制裁与经济战非但没有反映问题的实质，甚至具有误导性。
制裁与经济战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学问，介乎科学与艺术之间，兼有客观特征与主观特征。一方面，它具有客观性与跨学科特点，需要对政治学、经济学、战略学一般规律的把握和理解；但是另一方面，它与传统战争一样，是人与人之间的博弈与争斗，而作为参与者的现实中的人，本身又是在不断学习、思考和反省的。研究对象的认知和知识的传播本身会改变研究对象，这个特性在人与人博弈和竞争的场景中反复出现，比如在战争中和在金融市场上都如此。美国著名投资家和政治金主乔治·索罗斯正是凭借对人类社会这一“反身性”（reflexivity）机制的理解，不断地击败全球金融市场而赢得巨额财富。在社会科学领域，知识与行为之间不断相互塑造、相互否定，并且不断迭代演进，这正是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之处，也是其独特魅力所在。
在历史与真实世界的案例研究部分，大量篇幅集中于对古今中外制裁与经济战的若干经典案例的展示，并通过这些案例检验前面的思想实验和逻辑演绎所得出的理论猜想。案例涵盖汉代、宋代、明代对地方政权的经济方略，拿破仑战争中的大体系，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制裁与经济战，冷战中美国对苏联的经济战，美国对若干中东国家的制裁，以及俄乌冲突中制裁与经济战发挥的作用。同时，本书也将对现代制裁与经济战领域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展开论述，如涉及芯片和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系统等方面的案例。
最后，在对西方制裁与经济战理论进行扬弃的基础上，我们需要依据当今中国的实践经验构建中国范式的制裁与经济战理论体系。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逆全球化浪潮使得贸易保护主义崛起和贸易争端加剧，中国被动地卷入了风暴中心，从而积累了丰富的制裁与经济战实践经验。
尽管我们在主观上愿意相信互惠互利的全球发展愿景，但客观上中国已经深度参与了当前“大争之世”中激烈的经济博弈。
一方面，过去西方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正在分裂，区域化或半球化成为世界经济的新特征。全方位遏制中国崛起已经成为美国两党间的共识，经济制裁被美国精英视为向中国施压的最主要的武器。我们与欧洲和日韩在产业上的竞争也愈发激烈，它们的经济命脉产业如汽车、半导体正在被质量更好、价格更低的中国产品替代。西方市场等同于世界市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全球除中国和西方国家外剩余50多亿人口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将创造无与伦比的巨大市场。未来，分别以中美为核心的两个市场体系在平行发展的同时，也将碰撞摩擦从而产生激烈的竞争。
另一方面，以俄乌冲突为首的地缘争端引发越来越频繁且激烈的制裁与经济战，中国可以通过学习美欧与俄罗斯双方的制裁手段和反制措施，总结经验并加强保障经济安全的能力。俄乌冲突对制裁与经济战研究有重要意义，是观察现代大国经济战的宝贵窗口，有助于我们破除脑海中陈旧的迷思。例如，在美欧扣押、冻结俄罗斯政府和民间的海外资产后，我们应该思考中国所持有的规模庞大的美国国债究竟是制敌的法宝还是威胁经济安全的软肋。
当今世界正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震荡与重组。世界政治思潮与地缘战略矛盾的双重冲击下，经济全球化逐渐显露其脆弱性。国际经济博弈呈现出既不同于冷战时期军事对峙、也有别于全球化鼎盛时代自由贸易的新图景。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重新审视经济制裁与经济战的本质逻辑，不仅关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而且关乎人类和平与发展道路的现实选择。
首先，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全球地缘政治进入高风险震荡周期，为世界经济带来更高的不确定性。特朗普政府开启的“美国优先”政策快速发酵，关税战的不确定性持续扰动国际市场。科技封锁、金融制裁等工具以“美国优先”或“公平竞争”为旗号，本质上是美国利用经济霸权施行的单边制裁。这些举动暴露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深层矛盾——权力关系的不对称性。当经济相互依赖从互利纽带异化为权力杠杆时，制裁便成为强者压制追赶者的趁手武器。现代经济制裁的破坏力在于其制造系统性风险的能力：一次关键技术的出口管制可能瘫痪整条产业链，一项金融禁令可能引发货币市场的恐慌式崩塌。美国不仅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也是经济制裁与经济战的第一大国，其引发的连锁反应和预期效应正在造成世界市场的分裂。
其次，科技的突飞猛进正在重塑国家间博弈的工具箱与规则书，为这场博弈增添了新的维度。例如，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制裁的实施方式：从自动识别逃避制裁的金融交易，到预测目标国的经济脆弱点；从实时监控全球物流网络的异常，到生成定制化的反制策略。技术赋能使制裁从粗放的“地毯式轰炸”转向精准的“外科手术”和“定点清除”，但同时也带来新的伦理困境与战略风险。当算法的“黑箱”决策取代传统的外交程序，国际规则的模糊地带将被急剧扩大。加密货币、量子计算、生物、航天各个关键领域的突破性进展，都在改写国家竞争力的构成要素。与此对应，控制关键原材料、限制软硬件供应、阻止人才交流与知识传播、建立标准壁垒等“科技战”手段成为当今经济制裁与经济战的常见方式。
第三，世界经济秩序面临重大挑战。二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基础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从广义上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作为联合国特别机构，是国际经济秩序的三个支柱。在制裁与反制裁的激烈博弈之中，这三个国际经济支柱的功能和影响力正在受到沉重打击。这套体系的制度韧性正遭遇严峻考验：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权重调整滞后、世界银行贷款附加条款与发展中国家实际需求错位、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谈判陷入无止境的僵局。这背后既有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公器私用”造成的恶果，也反映了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发展、要求更多话语权的诉求。而特朗普在其任期内不断地推翻国际协议、退出国际组织，朝令夕改，进一步恶化了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赤字。
国际货币体系正处于颠覆性变革的边缘。美元既是主权货币又是全球公共品，绝大多数跨境交易依赖美国控制的清算系统，美元也是全球最主要储备货币。然而近年来，以美元为锚的国际货币体系正遭遇双重解构。一方面，美国对金融霸权的滥用已形成系统性风险，“去美元化”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甚至美国国内都开始反思美元霸权的代价，有学者和官员认为汇率被高估的美元是美国制造业的日益衰落的元凶之一。另一方面，加密货币在消解央行对货币发行的垄断权。比特币市值突破1.3万亿美元、超过30个国家承认加密货币的法定地位。我们需要加强对加密货币发展的研究和应对，既要看到加密货币对现行金融监管体系的挑战，又要分析加密货币对未来全球金融体系的深层次影响，既要认识到加密货币的投资品属性，更要看到其对全球金融体系底层逻辑和底层基础设施的改变，即由公共区块链推动的加密货币同加密支付（第三方支付）、智能合约（发行）这三者的结合或将构成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基础设施。这是事关未来国际金融体系格局的重大战略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贸易量的增加，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使用的比重在增加，需要协商制定相应国际规则，使人民币在维护公平互利的世界经济上发挥更大作用。
面对上述挑战，当代中国的研究者需要构建适应于当下形势的国际经济博弈分析框架。在数字化时代，经济制裁与经济战与认知战、舆论战紧密结合，因此决策不能局限于对经济损益的核算，而需深入探究经济背后政治权力的运作逻辑。成功的制裁和反制裁，都需要对“政治生存理性”与“经济社会韧性”进行精密权衡。经济战既是科学也是艺术，不同的民族性格和历史文化使得每个国家看待经济权力的视角天然存在差异。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与“以和为贵”的伦理始终交织，形成独特的战略文化基因。以中国视角重新解读世界现当代的制裁案例，有助于破除西方主流学界的某些思维惯性，发展更契合中国经济外交路线的理论。
我们研究制裁与经济战的主要目的是管控分歧，稳固合作，发展健康稳定和可持续的全球经济。经济制裁的短期威慑效应往往伴随着长期的结构性损伤——发起国在削弱对手的同时，也在瓦解自身赖以生存的规则体系；目标国在承受阵痛之际，反而获得重构价值链的战略机遇。这种演化路径屡见不鲜，在美欧对俄制裁、中美科技脱钩等案例中都得以印证：美欧能源制裁推动俄罗斯开辟东方市场，芯片禁令催化中国自主创新的诞生，制裁发起者最终收获的不过是竞争力的流失。制裁与经济战研究的当代价值，不仅在于解构对抗的逻辑，更在于重构合作的愿景。它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未来挑战的回应；在这个规则加速重构的时代，真正的战略主动权不在于对制裁工具的滥用，而在于主动塑造、长期维护伙伴间的互惠合作。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面对世界政治和经济变局，中国是最大稳定器。我们要坚定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方针，保持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中国的稳定、中国的发展就是全球的稳定力量、全球的和平力量。发展好中国经济，就是在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贡献。中美作为前两大经济体应加强政策沟通，拓展合作，管控分歧，发展健康稳定和可持续的中美关系。同时，我们要与世界各国密切沟通，特别是和发展中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加强合作和协调，也要重视同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政策协调，维护和完善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增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当旧时代的光芒逐渐暗淡，或许正是新思维破土而出的契机。
从中国春秋时期管子建议齐王“服帛降鲁”，到西汉对匈奴、北宋对西夏的经济绞杀；从拿破仑对英国的大，到里根政府对苏联经济的釜底抽薪，更不要说大国对中小国家——如美国对古巴、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和经济战，几千年间，从未断过。但让人略感意外的是，搜遍中外，专门研讨探究制裁与经济战的著述，竟少之又少。欧美学界，尚可找到为数不多的几本专著；中文，一本没有。
究其因，以为有二：一是这一领域并非“显学”，很难让功利心切的学者们趋之若鹜；二是该领域虽冠以“经济制裁”或“经济战”之名，实则涵盖面太广，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金融乃至文化，非大跨度跨界学者不能为之。故，大家还是安于在各自领域“深耕细作”吧。于是，这一大课题——在当下关乎各国国运的大课题，便长久鲜有学人问津。
所幸的是，立志于扛起“人大学派”大旗的翟东升教授和他的团队，在特朗普二次入主白宫，把“关税战”打得如火如荼，人仰马翻之际，恰逢其时，捧出了他们的心血之作：《制裁与经济战：理论与历史》。出手不凡，一部煌煌巨著。
说它不凡，绝非时下书评界四处流溢的口水，而是读此书过半时我的感叹：此书确非“草色遥看近却无”的空泛之作。甚至可以说，这是我读到的中国学者的著述中，少见的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有物的专业性著作。
如：“制裁与经济战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学问，介乎科学与艺术之间，兼有客观与主观特征”（此论可谓对这门学问的恰当评判，亦可视为对本书的自我评价）；
又如：“将过去开放融合时代形成的相互依赖转变为武器和权力源泉，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等到敌对国家之间彼此不再依赖对方，或者占比大大下降，那么制裁与经济战的适用空间也就相应缩小了”。“制裁要发挥作用，其前提是发起国和目标国之间存在重要且不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
再如：“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将随市场自由流动，无法形成有效的经济‘势能’来抵御或制造经济波动。而有意积蓄‘势能’，虽可能导致效率损失和经济成本，却能为危机时刻提供应急储备，甚至制造他国危机”。
还如：“制裁与经济战还必须考虑战术层面的各类认知误区或合成谬误。现代产业链条错综复杂，各部门和企业在决策时都难免面临信息不对称、信息破碎化的问题，这导致短期、局部做出的决定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成为‘回旋镖’。”
这些文字无不显示出作者的哲学思辨、逻辑推断与语言表达的功力，清晰，准确，犀利。
做为中国式“制裁与经济战”理论的拓荒者，翟东升他们是敏锐的，他们在不时引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概念解释自己的理论时，又能随时清醒地提醒自己，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从对象到方法，再到结果的诸多不同，这使他们从一开始就同时把科学与艺术的双重逻辑做为自己切入课题的工具，并以这种跨学科跨领域的方式为“人大学派”的开宗立派另辟蹊径。
更为重要的是，在千年一变的大时代到来之际，在整个世界，包括贸易战、关税战——制裁与经济战的发起者们，在制造全球混乱，又对混乱束手无策时，是中国人——翟东升和他的团队，拿出了第一部如此全面，如此清醒，如此有中国特色，又如此有实操指南性的大书。
整部书读下来，我的感受是，这部专著大大提升了中国人对这一课题的认知水平。它不光为我们梳理了从人类有经济活动以来，不同国际和群落间经济制裁与经济战的历史及源流；为我们总结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制裁与经济战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而比这些论述更为重要的是，翟东升和他的团队，为我们贡献出了思想之花——即“制裁与经济战”的发生原因和生成原理，以及各种可能性结果，包括实施的路径和方法，为眼下我们如何应对特朗普已经热火朝天对全球包括中国开打的“关税战”，提供既现实又可用的理论武器和工具。
有趣的是，比翟东升他们的书整整早半年，2024年11月，在美国，一个叫斯蒂芬·米兰的人，也拿出了一部富有美国特色的名为《重构全球贸易体制：使用者手册》。这两部书，一中一美，一东一西，构成了两个相互依赖又彼此对立的东西方大国在千年变局下的国力碰撞与国运对冲。
斯蒂芬·米兰，凭借这本《手册》，成为了二度入主白宫的特朗普总统经济顾问。而他的这本书，也就成了对全球发起“关税战”的理论依据。但世人对这本书的关注，远不如对特朗普的“关税战”关注度要高。接下来已经发生的历史证明，这将是被特朗普“关税战”打懵的各国，犯下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因为不理解这部书，你将不明白特朗普为什么要打关税战：而特朗普打的是否真是“关税战”？如果不是通常人们理解的关税与关税战，那特朗普打得又是什么？
这里，请注意，在斯蒂芬·米兰与翟东升团队的两套理论体系之间，出现了一个理论的“缺环”：即特朗普二次上任伊始，其对全球开打的无差别“制裁与经济战”，运用的武器或工具，不是一般性经济制裁或经济战，而是“关税战”。然而，此“关税战”，非彼“关税战”、奥秘就在这里。正是在这一点上，几乎所有人都没读懂斯蒂芬·米兰，也就误解了特朗普——这两人想要的，并非一般意义上对各国出口美国商品加征关税，而是对所有对美贸易的顺差国，无差别征收“基础关税”，这意味着人类税收史上从未有过的税种出现了，即“顺差税”。
这是一个凌驾于所有具体税种之上的“税上税”，且具有广谱性。此税一旦被各国被迫接受，则意味着自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第一个全球金融帝国诞生之后，美国又将通过“顺差税”，把全球纳入对美国的朝贡体系，从而使自己进阶为万邦资本来朝的“MAGA”帝国。
大多数世人都没看清这一点。所幸，中国学者中的明白人渐渐多了起来。在翟东升和他的团队，用《制裁与经济战》一书，为应对史上烈度最强的经济战争，提供了中国式的“使用者手册”之后，我的另一位朋友——金融学者马国书，用“储币税”这一概念尖锐地道破了特朗普“关税战”秘密，他的论说正好补上了斯蒂芬·米兰理论与翟东升团队理论之间的那个理论缺环。
现在，面对《制裁与经济战》的书稿，我隐约于冥冥中触摸到了“国运”这一形而上概念的存在，也感觉到了中国学术与中国学者的觉醒。
当我们通过这些先觉者的著述与论说比其他国家对“特朗普的战争”有了更切入本质的理解和了悟，也有了更充满理据和底气的战略判断与策略选择时，国运博弈的天平会倾侧向哪一边，还有什么疑问吗？
当下，特朗普用一场名义上的“关税战”，实则是一场经济战，强迫中国要么加入对美“MAGA”帝国的朝贡体系，要么接受被制裁、被封杀、被脱钩断链甚至被“灭国”的结果，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选择非常有限。《制裁与经济战》，做为一骑理论上的“白马骑士”，来的非常及时。它告诉我们，在大争之世，不光要战，而且要懂得如何战。中国的制造业优势与美国的金融资本优势，中国的规模化技术转化优势与美国的科技创新优势，中国的大陆优势与美国的大洋优势，鹿死谁手，在此一搏。
这里是陀螺斯，就在这里跳舞吧。但要审时度势，不要让关税战，经济战的“回旋镖”伤到自己。
多年前有一场社会活动，谈到人们对高水平创作太少的不满，议论为什么今天缺乏让人耳目一新的大作品。一位作者说了一句话：
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交汇点。大国博弈空前激烈、军事对抗与经济制裁此起彼伏、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织激荡，不由让人想起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吕西安·费弗尔那句话：
但面对21世纪的今天历史茫然无措：谁见过针对一个国家实施将近两万项、涵盖社会生活几乎所有方面的制裁? 谁受过对一个国连续46年、对另一个国连续65年的封锁禁运? 面对霸权国家向对手实施如此大规模和高强度、如此彻底与决绝、如此登峰造极的包围、孤立和惩罚，国际政治中的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古典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功能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哪种主义能让今天爱好和平的人们面对现实不感到胆战心惊?
在激烈震荡的今日世界，贸易壁垒、金融封锁、科技脱钩、能源禁运……制裁与经济战已经成为霸权国家进行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其能量足以改变国家命运、颠覆地缘平衡。原有的和谐理论、双赢理论，完全无法为人们提供复杂环境下的行动指导。
正是这个意义，让人看到本书价值：不仅对制裁与经济战做一次全面梳理与深入探讨，而且不着力于基础理论，重点探索操作理论，避免学术研究与形势脱节、与政策脱节、与实践脱节；着力在错综复杂的大国博弈中提出政策判断、做出实践指导。
新中国伊始，几乎未曾断过西方的各种制裁。其间我们的争辩、谴责、抗议，无计其数。而制裁与经济战在西方强权日益熟练的操作运用之中，不但成为构建地区态势的重要手段，而且成为重塑全球秩序的得力推手。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军事超级大国，军费开支超过排名第2到第10国家军费开支总和；中国是当今世界唯一工业超级大国，工业产值超过排名第2到第10国家工业产值总和。后一个事实并不像前一个事实那样广为人知。”
各有优劣。牌并不都在一方手中。特别是西方市场就是世界市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
对中国来说，必须建立符合自身国情和发展利益的制裁与经济战理论，指导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政治经济实践，在大国博弈中把握主动。
2021年6月，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后，西方学者安德鲁·伦内莫说：
“中国已悄然摆脱对限制性措施的历史性厌恶，开始建立一套类似于美国制裁的工具箱”；“其结果是，如今中国更愿意、也更有能力将经济武器化，以赢得外交政策的胜利，并阻止外部力量对其公司打击。北京将越来越成为一支抗衡华盛顿制裁霸权的力量，并成为全球商业的对等标准制定者。”
这就是外交部发言人那句话：“如果任何人想伤害中国而自己毫发无损，那是幻想。”
必须让对手通过你的反制行动——而不是你的理论——了解你的能力、决心和意志。
制裁与经济战是大国竞争的残酷现实，也是全球治理中必须应对的重大难题。国家和领导者日益成熟，表现在应对复杂情况日益成熟。本书力图对未来实践提供理论指导，这一点十分可贵。构建中国特色的制裁与经济战理论体系，不是只为学术沙龙增加一部足够厚度的典籍，而是要对已经到来的严峻挑战，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本书的不足，是最后部分“构建中国范式的制裁与经济战知识体系”显得单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虽然有过一些实践，但并非游刃有余。我们依然需要理论的滋养和实践的历练，需要在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的进程中独树一帜，形成一套既符合国际规则、又彰显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和应对策略，在护卫中华民族回归世界舞台中心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具有自身特质、风貌和气派的中国学派。
一部好的学术著作，应是一部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思想宣言。中国范式的构建不仅是中国智慧的展现，更是中国对全球和平与发展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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