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核心的全球贸易体系已名存实亡，中美两国的国家战略都反映出用实力取代规则的倾向。在此背景下，其他国家可能会效仿，从而导致不确定性上升、生产率下降与全球增长放缓。

　　文章指出，美国就业岗位的流失并非主要由于“中国冲击”，更多是源于本国生产率提升、技术变革等内部经济因素。在应对中国崛起时，WTO的制度缺陷被充分暴露——包括对补贴和国有企业行为缺乏监管、改革机制被“一票否决”束缚、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难以退出等。这些缺陷在中国工业产能发展与经济政策转向的背景下愈加突出，加剧了华盛顿对体系的怀疑，最终使WTO的谈判、监督与争端解决三大职能陷入瘫痪。

　　弗罗曼认为，既不能幻想回到旧体系，也不能坐视无规则状态扩散，现实可行的方案是建立“开放式多边主义”——由志同道合国家组成灵活联盟，就贸易自由化、安全供应链、技术标准及产业政策等议题设定高标准，并对符合条件的国家开放。这种模式虽在经济效率上不及全球多边体系，但在当前政治环境下更具可持续性，可在缺乏全面规则体系的条件下保留核心规则并限制单边主义的扩张。

　　对中国来说，该体系将在塑造中国外部环境方面产生重要影响。虽然短期内很难预期北京会加入涉及美国的此类联盟，但随着中国外部压力增大，长期可能促使其在产业政策、市场开放和国际合作方式上进行调整，以减少被边缘化的风险。

　　译者认为，该文以坚定的自由贸易立场批评保护主义，强调全球经济应尽可能自由化。但从批判视角来看，这种观点可能固化世界体系理论中的“核心—边缘”结构，使原材料提供国长期停留在附属地位，从而在结构上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曾指出，即便中国完全接受资本主义制度，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会允许其顺利崛起，而会采取措施加以遏制，使其重新沦为原材料附庸。这一逻辑不仅适用于中国，也与苏联的历史经历相呼应。

　　美国和中国的战略表现印证了米尔斯海默的攻势现实主义观点：大国必须首先确保自身生存。尤其是在从原材料提供国向核心国转型的过程中，这一变化不可避免地冲击既有的供应链和全球贸易体系。因此，中美在战略逻辑上与其他国家存在本质差异。在作者提到的新的秩序的制度层面，缺乏最高执行者可能导致国际争端处理陷入僵局，但在推动政策和解决部分问题上仍能发挥效率。鉴于世贸组织核心职能的丧失和处理效率的低下，该文章中提到的由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小型的合作体系仍然具有建设性。此外，中美仍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任何一方放弃对方市场都将面临巨大经济冲击。

　　*作者简介：迈克尔·B·G·弗罗曼（Michael B. G. Froman）现任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曾于2013年至2017年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并在2009年至2013年期间担任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副国家安全顾问。

　　我们所熟知的全球贸易体系已然瓦解。世界贸易组织（WTO）实际上已陷入停摆，因为它无法有效开展谈判、履行监督职责或执行成员国的承诺。包括“最惠国待遇”（MFN）在内的基本原则——即要求WTO成员在未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情况下必须平等对待彼此——正逐渐被摒弃。

　　与此同时，美国不仅发出威胁，还对数十个国家实施了从10%到50%以上的不等关税。无论是美国的“美国优先”贸易战略，还是中国相应的“双循环”战略及《中国制造2025》战略，都明显漠视任何形式的规则体系，而是更倾向于建立一个基于实力的新体系。即便旧秩序的部分残余尚能存续，但造成的损害已无法逆转。

　　许多人会为一个时代的终结而欢呼。诚然，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贸易领域积极动用关税、无视既有协议，为这一规则体系敲响了最后的丧钟，但过去几年里，无论还是共和党，都已默认华盛顿正逐步远离全球贸易的趋势。

　　然而，当批评者沉浸在规则体系“消亡”的喜悦中时，他们也应权衡拆解这一体系的成本与收益，并认真思考哪些关键要素必须重建——即便需要以某种变形的方式存在——以避免美国和全球经济陷入更糟糕的境地。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真相社媒 (TruthSocial)上宣布，他已签署行政命令，在今年11月10日前暂停征收更高的关税，关税休战协议的所有其他内容将保持不变。图源：

　　如果华盛顿继续沿着当前的道路前行——以单边主义、交易主义和重商主义为特征——后果将十分严重。尤其是在北京依然坚持以补贴推动的过剩产能、掠夺性出口政策以及经济胁迫等有害做法的情况下，这种局面将更加恶化。当美国与中国都“各行其是”，唯一的真正约束只是实力时，便存在引发“传染效应”的风险：全球两大经济体同时在规则体系之外运作，其他国家也可能效仿，从而导致不确定性上升、生产率下降，并拖累整体经济增长。

　　然而，固守旧体系、幻想其复苏，既属空想，亦属徒劳。怀旧并非战略，希望亦非战略。跳出既有框架，并不意味着简单地认同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真正的挑战在于——在旧有规则体系之外，构建一套全新的规则。

　　这需要从零开始。向前迈进的最佳途径，是由理念相近的国家结成联盟，构建一个基于开放式多边关系网络的体系——这一体系比多边贸易体系更精简、更灵活。部分联盟将充当贸易一体化与自由化的机制，而另一些则可能专注于保障供应链，甚至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贸易。

　　一些国家将同时参与多个目标各异的联盟，各联盟之间可能出现成员重叠和“可变几何”结构。从纯经济视角来看，这一体系并非最优，其效率不及全球贸易体系。然而，它很可能是最具政治可持续性的方案，并且——关键在于——能够有效遏制单边主义的泛滥。简而言之，即便在没有全球规则体系的情况下，它也能确保全球经济依然受到规则的约束。

　　印度近年来同时参与多个目标各异、成员部分重叠的国际与区域合作框架。图源：新华社

　　全球贸易体系是作为美国主导建立的多边经济结构的一部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一直持续到本世纪初。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协同，美国率先创立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该协定确立了一套规则（如最惠国待遇）及各国谈判市场开放承诺的程序。随后，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应运而生。1994年签署的《乌拉圭回合协议》奠定了世贸组织的基础，引入了一系列新的贸易规则和具有约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这标志着多边规则体系的显著强化。世贸组织成立之初拥有76个成员国，如今成员数量已超过160个，覆盖了全球98%的贸易额。

　　冷战结束后，美国政策制定者期望资本主义阵营的规则体系能够扩展至包括前美国对手（如俄罗斯）和新兴市场国家（如中国）在内的更广泛范围。这一规则体系旨在增强稳定性、促进开放与融合，并推动经济争端的和平解决，从而在经济和战略层面为美国带来利益。然而，这一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便在20世纪90年代初遭遇了反对——起初是围绕《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激烈辩论。1999年，美国首次主办的WTO部长级会议在西雅图召开，却意外遭遇了大规模且登上头条的抗议活动。

　　在近几十年的经济辩论中，贸易政策既获得了超出其应得的赞誉，也承受了超出其应得的指责。规则体系的批评者常常将全球化的影响与贸易政策的影响混淆。然而，全球化本身与贸易协定的关联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紧密，它更多地源于技术进步——尤其是集装箱运输的发明和宽带互联网的普及。自20世纪60年代起，集装箱化显著降低了海运和陆运的成本，同时空运效率也得到提升。

　　根据Sharat Ganapati和Woan Foong Wong于2023年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撰写的工作论文，从1970年至2014年，按重量计算的货物运输成本下降了33%至39%，按价值计算的运输成本下降了48%至62%。这些变化使得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货物供应链变得愈发具有吸引力。

　　同样，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接入的普及，服务贸易也获益良多。无缝连接的实现意味着，从客户服务、后台处理，到编码和数据分析，几乎都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完成。

　　美国制造业就业的下降——这被美国国内视为贸易的主要“损害”之一——实际上主要源于技术变革。鲍尔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经过计算发现，在2000年至2010年期间，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的流失中，近88%是由于生产率的增长所致，而制造业就业的长期变化主要与美国工厂的生产率密切相关。研究结果显示，贸易仅占就业损失的13.4%。

　　事实上，制造业就业的下降现象在先进工业化国家中普遍存在，且这一趋势早在华盛顿签署任何重大贸易协定之前便已显现。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及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显示，自20世纪70年代至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美国制造业就业占比每十年下降约2至5个百分点。即便是被广泛视为制造业强国的德国，也同样经历了类似的下滑态势。中国的崛起成为“全球工厂”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但并非其唯一诱因。

　　在那些拥有雄厚制造业基础的发达经济体中，制造业就业的长期减少，实际上远早于全球化高峰时期的到来。

　　据统计，美国对钢铁和铝征收50%的关税可以保护1800个工作岗位，然而消费者需要为每个岗位承担81.5万美元的成本。图源：路透社

　　尽管如此，当今贸易戒备情绪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是规则体系的制度设计者并未充分预见中国带来的挑战。中国作为一个出口驱动型经济大国的崛起，导致了所谓的“中国冲击”（China shock），这使得美国某些特定社区的工厂迅速关闭。

　　确实，多边贸易体系存在一些设计缺陷，而这些缺陷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尤为突出，并最终埋下了体系衰败的种子。这些缺陷包括：对国家补贴以及国有企业的非市场行为限制力度不足、知识产权保护不力；难以让发展中国家成员“毕业”，从而让它们长期享受更宽松的待遇；以及一国否决的共识性决策机制，使改革几乎不可能。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人们有理由相信，北京正走在一条不可逆转的市场改革与自由化道路上。这种信念不仅基于当时中国领导人的言辞，也基于他们为重组经济重要部分而采取的痛苦行动。然而，这种希望随着改革停滞而破灭，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倒退。

　　在中国的崛起与融入面前，WTO关于知识产权、补贴和国有企业的规则证明是不足的。问题不仅在于中国按自己的规则行事，还在于规模的冲击。去年，中国制造业商品的贸易顺差接近1万亿美元——远超此前的制造业强国德国和日本。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估算，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工业产出将占全球总量的45%。

　　这种由国内偏好、国家主导补贴和市场保护所维持的工业过剩产能，对当前局势负有相当大的责任。随着中国经济战略日益挑战一个旨在促进融合与相互依赖的贸易体系的完整性，华盛顿开始对该体系本身产生怀疑。2015年，奥巴马政府宣布放弃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担心谈判结果会锁定对中国的优惠待遇，从而损害美国及全球其他国家的利益。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对多边体系表现出普遍的轻视，更倾向于回到WTO之前的时代——当时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能够单方面运用其实力。而拜登政府也没有对WTO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改革。

　　如今，WTO的三大主要职能已全面停摆。作为谈判平台，它近年来仅达成了少量边缘性的多边协议，例如一项旨在加快海关货物通关的贸易便利化协议。作为监督成员贸易行为的机构，它在大型经济体无视自身通报政策义务时毫无办法。作为争端解决机构，它因对上诉机构职权和运作的分歧而陷入瘫痪。面对这些分歧，美国在几届政府中，先是反对某些上诉机构成员的连任，最终反对任命任何新成员，从而实际上阻止了任何有意义的争端解决努力。

　　6月4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改选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部分成员。图源：新华社

　　在讨论全球经济未来时，批评全球贸易体系失败几乎已成为“入场券”。这种对体系失败的标准叙述，已成为所谓“新华盛顿共识”的出发点。然而，这些失败也必须与其带来的好处进行权衡，因为人们太容易把维系国际经济体系及其机构的价值视为理所当然。

　　首先，全球贸易体系在帮助多达10亿人摆脱贫困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世界银行的结论是：“贸易一直是经济发展和减贫的强大推动力。”在1990年至2017年间，全球GDP几乎增长了三倍，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份额从16%上升到30%，全球贫困率从36%降至9%。

　　当今贸易辩论中的另一个常见误区，是认为贸易只对其他国家有利，而非美国。对美国来说，最明显的好处体现在消费者层面——他们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获得更多、更丰富的商品。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发现，美国进口成本下降10%，可使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福利水平均有所提升。但最大的受益者是低收入家庭，其福利增益是高收入家庭的4.5倍。撰写该报告的经济学家迈克尔·沃（Michael Waugh）指出：

　　贸易协定还通过消除他国市场中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特朗普本人也指出，这些壁垒通常高于美国的市场壁垒），使美国商品和服务出口更加容易。这减少了为服务海外市场而将生产转移至国外的动力——这些市场聚集了全球几乎所有消费者——并支撑了美国国内平均薪酬高于非出口相关岗位的工作。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自WTO成立以来，经通胀调整的美国货物出口增长了150%以上（同期进口增长超过250%）。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报告基于1992年至2019年的数据发现，从事贸易的企业“在控制企业规模、成立时间和行业的情况下，净就业创造率高于非贸易型企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加里·赫夫鲍尔（Gary Hufbauer）和梅根·霍根（Megan Hogan）分析得出，如果没有二战后贸易带来的收益，2022年美国GDP将减少2.6万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平均减少19,500美元。

　　贸易政策还通过敦促其他国家采用更高的环境、劳工、知识产权、监管和反腐败标准，为美国工人创造了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不仅会向长期对美国商品封闭的市场（如日本）开放，还会在新兴市场（如马来西亚和越南）引入可执行的劳工权利、环境保护以及国有企业补贴标准——这些都是“公平贸易”的关键要素。

　　实际上，TPP是以进一步降低本已很低的美国关税为诱因，促使其他国家采取符合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政策，同时打造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对抗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替代方案。在特朗普政府之前，美国的关税水平相对较低，平均适用关税约为3%，仅在鞋类、服装、糖、乳制品和卡车等少数行业有较高限制。

　　2017年1月23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退出TPP，理由主要集中在保护美国就业、削减贸易逆差、恢复制造业竞争力。图源：

　　然而，这类论点在政治上一直难以推销，因为贸易自由化的收益是广泛分散且大多不可见的。没有人会在走出沃尔玛时感叹：“多亏了WTO！”与此同时，贸易的成本却集中在少数特定行业的少数工人身上。全球化被指责引入了来自劳动力成本更低国家的竞争，压低了美国制造业的工资，并制造了将生产转移海外的激励。

　　“中国冲击”尤其戏剧性地展示了这种动态——并非因为它的总体规模，而是因为它在地理上的集中性。经济学家大卫·奥特（David Autor）、大卫·多恩（David Dorn）和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得出结论，1999年至2011年间，中国进口导致美国失去约20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包括100万个制造业岗位。放在整个美国经济背景下，这一损失并不算巨大——每年大约有5,000万美国工人经历“工作分离”，包括主动辞职和被裁员。

　　然而，这些损失在地理上的集中，导致高度依赖某些难以抵御中国进口冲击产业的社区遭受重创，其关停效应向整个地方经济蔓延。虽然“创造性破坏”在总体上可能成立，但对于那些无法在相关时间内用新产业替代旧产业的特定城镇或城市来说，这毫无意义。而且，人们对国内政策的必要性缺乏认识——例如有效的工人转型援助、终身学习与技能提升计划、以及针对性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这些积极应对全球化局部影响的措施至今仍未得到充分落实。

　　多年来，华盛顿对全球贸易体系缺陷的回应充其量只能算是临时拼凑。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内，对中国实施了全面关税，同时对盟友和伙伴施加了针对性关税。它还与中国达成了一份本质上更像是“采购与销售协议”而非贸易协定的安排，要求中国增加购买美国的大宗商品及其他产品（而中国最终并未完全履行）。

　　拜登政府保留了大部分特朗普时期的关税，并新增了部分关税。尽管其质疑对某些中国商品（如鞋类和服装）征收关税在经济和国家安全上的价值，但政府并不愿通过削减关税来“奖励”北京。拜登政府还创新性地运用了出口管制、外资限制以及产业政策。虽然这些措施主要集中于半导体和电动车等战略产业，但政府官员并未建立一个清晰的框架，包括防护栏和限制性原则，以防止“国家安全所必需”的产品与技术清单无限扩张，并随着时间演变为单纯的保护主义。

　　印太经济繁荣框架（IPEF）缺乏实质性市场开放，被一些东南亚国家认为“吸引力不足”。图源：白宫官网

　　尽管如此，拜登政府仍呼吁改革WTO，而非摧毁它，并且在大多数方面仍然遵循规则体系的原则。而第二任特朗普政府似乎有着不同的目标：彻底拆解全球贸易体系。这源于特朗普强烈的单边行动偏好，以及他认为双边贸易逆差是生死攸关威胁的信念。4月2日，他宣布所谓的“解放日”，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对数十个国家征收最高达50%的“对等”关税。此后，他不断改变达成协议的条件，同时将关税作为处理非贸易议题（如移民、芬太尼、乌克兰战争，甚至巴西司法体系）的威胁工具。当谈判陷入僵局时，他试图单方面强加“交易”。

　　无论最终关税水平落在何处，当前的贸易战几乎必然会以显著更高的贸易壁垒收场。这将对美国消费者带来成本，对美国企业构成挑战。如今，美国进口中超过一半是中间品——即用于生产最终商品的投入品。因此，投入品成本上升或供应受限，将削弱美国产品的竞争力，这一点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后已被充分证明。2018年，特朗普对钢铁征收25%的关税，对铝征收10%的关税。经济学家凯迪·拉斯（Kadee Russ）和莉迪娅·考克斯（Lydia Cox）后来得出结论：

　　“钢铁关税可能导致钢铁生产增加了约1,000个工作岗位。然而，由于232条款下钢铁和铝关税导致美国企业的投入成本相对外国竞争对手上升，这很可能使得使用钢铁或铝作为投入的美国制造业减少了75,000个就业岗位。”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的本·斯蒂尔（Benn Steil）和伊丽莎白·哈丁（Elisabeth Harding）计算，自2017年以来，美国钢铁行业的生产率（即每小时产出）下降了32%。如果特朗普政府的目标是创造更多制造业就业，那么其做法很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除此之外，还有报复与效仿的代价——其他政府会作出回应，并效仿美国的做法，实施自身的关税与限制。如果各国采取报复措施，将损害美国出口，包括农产品。效仿则可能意味着大规模扩大“国家紧急状态”和“国家安全”理由的使用，将贸易武器化，正如美国所做的那样。长期以来，美国的立场是，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告诉美国其国家安全需要什么。此前，华盛顿很少动用国家安全这一理由。然而，特朗普则将这一工具的使用范围扩大到限制钢铁、铝以及汽车的进口，甚至包括来自密切盟友的产品。自此，其他国家也开始跟进。2024年，WTO记录到创纪录的95项以国家安全为由提出的《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法规，涵盖从可可豆到酒精饮料再到动物饲料等各类产品。

　　所有这些成本，还被特朗普做法带来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放大。当消费者、企业和投资者对整体经济前景以及可能面临的具体关税或其他贸易措施感到不确定时，他们往往会选择观望。关税可能带来的增长放缓甚至经济衰退的潜在影响，完全可能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

　　因此，美国正成为一个大型实验的对象——这一实验质疑着长期以来关于经济和全球贸易的假设，并带来显著的短期成本与不确定的长期收益。实际上，特朗普政府颠倒了贸易的政治经济逻辑：其政策的成本很可能是立竿见影、为大多数美国人所感知的，而承诺的收益——即便真的出现——也很可能在数年之后，仅被数量相对较少的工人享有。公众是否愿意为了特朗普所设想的美国再工业化而接受短期牺牲，将很快见分晓。但无论政治反弹多么强烈，都不可能回到以往的贸易体系。

　　鉴于20世纪上半叶在贸易及其他领域的经验，人们理应明白，国际合作比毫无约束的力量博弈能带来更好的结果。然而，当今的贸易政策却代表着一种回归——回到以实力决定一切的权力政治形态。美国之所以能采取单边行动，是因为它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消费市场。而中国则尽管口头上称颂多边主义，实际上也越来越多地采取同样的做法。

　　由此可能引发“传染效应”，催生一轮轮单边主义与交易主义的循环，并有可能完全失控。一些国家可能会效仿当前美国的做法，公开拒绝规则体系；另一些则可能模仿中国的做法，口头上赞美规则体系，实际却在暗中削弱它。无论哪种方式，不断增加的贸易壁垒都会抑制增长、损害生产率。被掏空的规则将制造不确定性与摩擦，这可能导致不稳定甚至冲突。

　　从长远来看，全球经济可能会变得像二战前的体系——那是一个频繁将贸易作为武器的时代。对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来说，这种毫无约束地使用权力、无视限制的做法，短期内的收益似乎足以抵消其成本，但长期来看，很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与此同时，小国和贫穷国家由于缺乏足够的市场力量，无法以同样的方式利用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

　　其他政府一开始可能会努力维持旧有秩序，不管美国和中国做什么，因为它们深知彻底放弃这一体系将意味着回到“以邻为壑”的世界。对一些国家来说，这种努力源于对多边规则体系的意识形态承诺。例如，整个欧洲一体化进程，就是建立在规则与监管整合理念之上的，这使得欧盟很难采取完全单边主义的战略。而发展中国家则缺乏影响主要贸易伙伴的力量与筹码，因此一直依赖WTO及其争端解决体系来维持公平竞争。

　　因此，很可能会形成一个国家集团，继续宣扬多边规则体系的美德，并希望美国最终会重返这一体系，中国也会调整其经济战略以遵守规则。这种努力的结果，很可能会像气候变化治理体系一样——一些国家围绕一套规则联合起来，而许多最重要的参与者却各行其是。而且，就像气候变化领域一样，这一国家集团最终大概率会感到沮丧。

　　bwin官网

　　如果一个无政府状态的贸易体系不可取，而回到过去的现状又不可能，那么剩下的任务就很明确：在全球经济逐渐远离完全的多边规则体系的同时，建立一套新的规则体系。最可行的选择是围绕开放式多边主义（open plurilateralism）来构建——由在特定领域有共同利益的国家组成联盟，就某些问题达成高标准，并向其他有类似利益且愿意落实这些标准的国家开放。

　　对于一些国家，这些联盟可以聚焦于贸易自由化，基于彼此愿意全面或部分提供市场准入的共识，以推动融合与经济效率。对于另一些国家，联盟可以作为追求监管协调或处理新议题（如人工智能）的渠道，即便是以非正式、非约束的方式——类似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成立的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这是一个协调金融监管建议的国际机构。而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如果某个国家认为在相关问题上妥协的代价高于收益，它可以选择不加入。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周三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赢得人工智能竞赛”峰会期间发布了他最新的人工智能（AI）行动计划。图源：路透社

　　在某些情况下，具有相似国家安全利益的国家联盟，可以围绕技术转让与产业政策展开协调——换句话说，围绕一种共同的限制贸易而非促进贸易的方式形成。例如，一个联盟可以劝阻其成员国从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国家进口特定产品与服务（如电信基础设施），同时鼓励在成员国之间发展安全的供应链。或者，它可以统一出口管制政策，并制定共同的国家补贴使用规则。正如前美国副国务卿柯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杜如松（Rush Doshi）近期在本刊所建议的那样，美国可以建立一个旨在构建具有竞争力的集体产业基础的联盟，以应对中国规模带来的挑战。

　　那么，美国应如何激励其他国家加入这些联盟呢？传统的贸易自由化协定谈判在政治上似乎暂时行不通。以关税威胁作为“棍棒”手段，可能在短期内能促成协议，但若要联盟持久，其他成员必须认为，与美国保持一致符合其利益，而不是与中国对冲，或干脆袖手旁观。

　　一个选项是，美国可以利用其创新生态系统——这是由世界一流大学、研发投资、法治、深厚的资本市场、风险资本获取渠道以及创业文化共同构成的独特优势。虽然这些优势目前正受到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威胁，但从长远来看，保持美国在科学和技术上领导地位的价值应当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美国的创新生态系统可能会发生变化，但仍可延续。一个国家俱乐部可以在更广泛的经济与国家安全利益保持一致的条件下，换取在这些机会以及其他成员国机会上的优先准入。

　　这些联盟将是开放的，意味着任何能够并愿意遵守标准的国家都可加入。有些联盟可能规模很小，例如专注于保障半导体供应链的联盟，可能仅包括日本、荷兰、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另一些联盟则可能涵盖更多国家，同意一套更广泛的规则来规范贸易与投资关系，例如取代TPP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该协定是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达成的。联盟的成员资格可以随着时间增长，不同联盟之间也可能存在重叠成员。

　　中国于2021年提交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申请。图源：路透社

　　如果北京的经济战略及其他方面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很难想象中国会在短期内加入这种涉及美国的联盟（尽管在全球公共产品领域，如疫情防控，可能存在合作空间）。随着时间推移，中国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基于自身判断而调整战略，这可能受到人口、金融及其他压力的驱动。与盟友和伙伴共同建立的开放式多边结构，或许能加速这一进程。但在多年尝试之后，美国政策制定者现在应该对自己直接说服北京改变做法的能力保持足够谦逊，而应更专注于利用联盟塑造中国的外部环境。

　　在这种情况下，WTO可能会彻底凋零，也可能以“残余形式”存在，服务于那些没有更有吸引力的联盟可加入的国家。它还可以作为技术性事务的储存机构，并为选择加入的国家提供争端解决平台。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将继续存在，并可能成为更大规模联盟的基础，例如欧盟可能会效仿英国，加入CPTPP。

　　开放式多边主义的一个关键好处是其灵活性。在这种模式下，不必受制于每个国家都拥有否决权的体系，它为志同道合者在问题上取得进展创造了机会，并能够在新议题出现和新成员达到标准时，随时将其纳入。就经济效率而言，这是一种“次优”方案——按定义，收益仅在成员间分享。“最惠国待遇”等原则将被实际扔进历史的垃圾桶。

　　不同的、量身定制的多边协议，其可变几何结构可能像双边贸易协定的“意大利面碗”一样混乱低效。尽管这种网络比多边贸易体系更复杂，但它可能在政治上更具可持续性。这是一种务实的应对方式：在没有全球规则体系的情况下，至少保留一部分规则。

　　无论战后全球贸易体系在增长、减贫、消费者福利等方面带来了多少好处，归根结底，它也有输家和赢家。无论是成本还是收益，都未能得到均等分配，而分配问题很少受到政策制定者的充分关注。即便是在设计最优的新体系时，这些弊端依然会存在，因此必须找到更好的应对方案。任何新的体系，都必须配套一套国内政策，旨在确保美国工人和社区能够在快速变化的经济环境中获得发展，不论这种变化源于贸易、技术还是移民。过去几届政府虽曾尝试过一些区域性经济发展和工人再培训措施，但从未真正赋予其应有的优先级或战略决心。

　　在特朗普贸易战的余波中，这类政策可能更为迫切。当前做法在增长、通胀和生产率方面的成本，很可能主要落在特朗普声称要捍卫的群体身上。低收入美国人将其收入中的不成比例部分用于购买进口商品；雇佣蓝领工人的产业依赖进口投入品；而农民和牧场主的收入对其他国家的报复性关税极为敏感。

　　与此同时，美国在应对这些后果的过程中，人工智能对劳动力的冲击可能会远超全球化的影响。“中国冲击”在1999年至2011年间消灭了估计约200万个工作岗位，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在类似时期内可能会消灭数千万个工作岗位。因此，尽管公众关注集中在关税上，政策制定者至少应投入同等精力，为美国劳动力在人工智能驱动的重构中做好准备。与贸易类似，人工智能的好处可能会广泛分享，但在这种情况下，成本也可能同样广泛存在。